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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79章 兩種權力體系二(第1頁)

曆代文人對董狐、齊太史的做法非常認同,認為每個有骨氣的文人,都應該不畏權貴秉筆直書,用文字引導輿論,對權貴進行審判。

那就有個問題:

文人和史官為什麼不怕死,權貴為什麼對輿論宣判無可奈何?

其實這個問題很簡單,文人和權貴的背後,是兩條不同的權力體系,文人的背後是道統,權貴的背後是政統。

道統是國家的最高價值觀,政統是國家的最高世俗權力。

正因為掌握了國家最高價值觀的解釋權,文人史官才敢理直氣壯的說,權貴是糞土。

而權貴要是敢越界篡改曆史,絕對要被其他文人口誅筆伐,即便罵不死你,也能把你氣出高血壓。

當然,董狐和齊太史的年代,并不知道什麼是道統,他們隻知道自己做為史官,擁有“禮制”等價值觀的解釋權,可以褒貶權臣,寫什麼就是什麼。

直到晚唐的時候,韓愈在《原道》裡提出“道統”的概念,并且給中國道統寫下家譜,也就是堯舜禹湯到周文王、周武王、周公,最後傳到孔孟之手,核心就是仁義道德。

韓愈其實是把中國數千年秘而不宣的東西,全部提煉到儒家的框架裡,然後把漢族的仁人志士都囊括進來,徹底意識形态化。

于是董狐、齊太史、司馬遷,自然是中國道統的一部分。

到了宋朝,朱熹在韓愈的基礎上進一步拓展,把中國道統的源頭上溯到伏羲和炎黃,并且讓程朱理學接了孟子的班,成為中國道統的正宗。

從此以後,一條文化傳承脈絡就固定下來了。

漢族國家文人隻要承認“仁義道德”,就是認可了中國道統,而道統也賦予他們價值觀的解釋權,可以怼天怼地怼皇帝,卻不用承擔任何責任。

這種權力夠不夠大?

漢族的道統和政統,也就是價值觀的解釋權和國家政權,原本是合二為一的。

上古的三皇五帝、堯舜禹湯到周公,既是國家的最高統治者,也是世俗社會的道德聖人,他們說什麼就是什麼,可謂是言出法随,基本沒人能對他們說三道四。

到了春秋戰國的時候,禮樂崩壞,國家的統治者隻顧打仗占地盤,再也不能承載聖人的光環。

于是道統從國家政權中分離出來,流落到民間文人的手裡,具體來說就是孔孟,以及繼承孔孟的儒家文人。

是的,儒家文人才是道統的繼承人,才有國家最高價值觀的解釋權、農民、工人、商人和皇帝都沒資格參與這件事。

哪怕你富可敵國,哪怕你權傾天下,也隻能在國家政權裡謀生,也就是屬于政統的權力體系,道統和話語權是萬萬不能染指的。

這也是為什麼漢族文人不在乎窮富,甚至标榜什麼君子固窮。

因為有一套根深蒂固的權力體系,做為他們的精神家園,在這一畝三分地裡,文人就是沒有加冕的土皇帝,最可怕的是,國家政權默認了文人的獨特地位文人的獨特地位。

即便文人們不停往家裡撈錢,卻能理直氣壯的說,我對錢沒有興趣,我從來沒碰過錢。哪怕是窮的叮當響的酸秀才,照樣可以鄙視坐擁萬畝良田的土豪。

是啊,我罵你就是代表聖人審判你,寫一篇文章就讓你遺臭萬年,你能奈何?

有資本就能挺直腰杆。

不害怕就能理直氣壯。

所謂的文人風骨,其實都是這麼來的。

由于道統在手,古代文人有一種天然的道德優勢,他們可以隐居鄉野,不參與國家建設,但能議論國家大事,甚至為民請命,做一個沒有實權的山中宰相。

他們也可以入仕做官,要求國家和人民,按照儒家的價值觀來做事,一旦越過紅線,文人們就能批評監督。

這就有了兩個結果:

其一是儒家文人高高在上,終極理想是做帝王師,用天然的價值觀解釋權,指揮帝王處理國家政務,間接讓國家按照他們的意志運轉。

其二是道統有權監督政統,也就是儒家文人可以監督批評政府。在這種語境裡,罵政府和權貴就是政治正确。

比如白居易說“文章合為時而着,歌詩合為事而作”,然後寫了32首樂府詩,把大唐全方位無死角的噴了一遍。

那首“可憐身上衣正單,心憂炭賤願天寒”的《賣炭翁》,就是白居易做噴子時的代表作。

白居易當然是為人民說話,但反過來看,不正是用道統批評政府嗎?

誰敢說白居易做的不對?

可如果政府做了好事,絕大部分文人不會歌功頌德,而且要挑毛病說做的不夠好,哪裡還需要改正等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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